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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殖民统治加剧非洲流行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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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现代历史上,非洲很多传染病的蔓延与殖民主义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殖民主义导致非洲社会原本与自然界之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曾经长期维持较低爆发率的昏睡病和疟疾等传染病开始大规模蔓延;另一方面,殖民主义导致非洲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迁,并将非洲纳入全球体系之中,导致天花、鼠疫、牛瘟等外来传染病肆虐非洲大陆。殖民地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主要是为了维持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保障非洲劳动力的持续供应,以最大限度地对非洲进行掠夺。殖民地政府的防疫政策折射出深深的种族偏见,加上医疗资源极为有限,因而其防疫措施的效果大多并不明显,甚至招致非洲民众的不满与抗争。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非洲社会大体上与自然环境保持着良好关系,疟疾和昏睡病的发病率较低。15世纪起,葡萄牙等欧洲国家开始向非洲进行殖民扩张,非洲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使得外来寄生虫和疾病开始传播至非洲。在长达数世纪的奴隶贸易期间,欧洲、北非、南亚的殖民者和商人将麻疹、水痘、肺结核和梅毒等传染病带到非洲各地。随着奴隶贸易从东、西两个方向逐渐深入非洲中部地区,这些传染病也从沿海渗透到内陆地区。不过,与欧洲殖民征服导致天花和麻疹传入美洲的情况不同,疟疾和黄热病在数个世纪里使得非洲内陆并未遭受欧洲殖民者的直接征服。直至19世纪中叶,热带非洲一直被称作“白人坟墓”。

  随着西方医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奎宁被用于疟疾防治,19世纪中叶起,欧洲殖民者得以深入非洲内陆地区。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狂潮,非洲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殖民征服加剧了传染病在非洲的传播。1881年,意大利人将牛瘟传入非洲之角,导致非洲东部和南部90%以上的牲畜死亡。牛畜在当地社会中是财富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这场牛瘟不仅加剧了一系列传染病的蔓延,而且破坏了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社会经济结构。19世纪20年代,英国军队和军舰将霍乱从印度带到东非;60年代以后,霍乱又对塞内加尔等西非殖民地造成了严重冲击。

  鼠疫也以其较高死亡率而备受关注。在人类古代历史上,曾经爆发了两次大规模鼠疫,即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大瘟疫和14世纪中叶欧洲黑死病,非洲均因地理隔绝而幸免于难。然而,欧洲殖民统治为鼠疫传入非洲打开了方便之门。1894年,源于香港的鼠疫被殖民者带入非洲,席卷西非地区。1899—1902年布尔战争期间,鼠疫开始在南非出现,并经由公路运输而传播至周边殖民地,造成大量人口死亡。

  欧洲殖民征服打破了非洲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原有的生态平衡。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东部和南部非洲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灾难,使得当地居民在面对欧洲殖民征服时更为脆弱。当地社会在面临牛瘟威胁的同时,天花和昏睡病更造成马赛人、基库尤人及其牲畜大量死亡。更重要的是,殖民征服本身充满血腥的暴力,导致大量非洲人口伤亡或流离失所。这一时期,非洲人的健康状况总体上变得更糟,在面对传染病威胁时尤为脆弱。例如,在萨赫勒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和苏丹中部草原之间),殖民征服加上干旱和蝗灾,导致1901—1903年当地出现了严重饥荒。此后,当地不断发生旱灾和粮食歉收,更难应对天花、霍乱和鼠疫的威胁。

  19世纪90年代,欧洲列强基本上完成了对非洲的殖民瓜分。此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非洲处于殖民统治时期,微观生态体系和传统社会关系遭受严重破坏。在殖民统治下,非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社会与经济变动。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20世纪上半叶昏睡病在东非的蔓延。殖民者在非洲进行矿山开采、橡胶采集、修筑公路和铁路以及军事招募,都需要大量非洲劳动力。殖民政府通过征税、工资以及强制等手段,迫使非洲人离开农村外出务工。强制劳动以及公路和铁路交通使得非洲民众的流动更为频繁,在客观上加剧了传染病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传播。

  在资本主义的驱使下,非洲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了城镇化进程,大量人口涌入城镇。由于殖民地政府在非洲城镇发展方面投入资金较少,导致疟疾、鼠疫、霍乱、痢疾、肺结核、流感、天花、梅毒等传染病蔓延。例如,南非矿业开采需要雇佣大量非洲矿工,而矿业公司为他们提供的居住条件和卫生条件较差,使得他们容易感染欧洲移民所传播的肺结核。由于非洲矿工并未完全城镇化和产业化,而是与乡村地区存在紧密联系。因此,当矿业公司将染病矿工遣送回乡村地区时,传染病就在乡村地区传播开来。只有当矿业公司难以招募到健康矿工而出现劳动力短缺时,殖民地政府才不得不关注乡村地区的肺结核问题。即便如此,南非政府采取的居住隔离、贫民窟清理以及医学筛查等防疫手段,更多是出于对矿业主的利益和城镇白人健康的考虑,而不是为了改善黑人的健康状况。

  殖民地政府极力推动经济作物生产以攫取最大经济利益,从而导致非洲很多地区的自然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殖民政府强加的税收以及种植经济作物的要求,迫使民众在萃萃蝇地带开垦土地,这也加剧了昏睡病的传播。在大规模种植园农业地区,非洲人容易遭受水生和蚊虫传染疾病的侵扰。大量非洲男性劳动力被迫离开乡村地区,使得农业劳作落在非洲妇女和儿童身上。与此同时,殖民政府鼓励种植经济作物而非粮食作物,大量土地用于种植棉花、烟草和咖啡等。当生态问题或者经济灾难发生时,非洲居民很容易陷入饥饿之中,饥荒与传染病结合,造成的破坏尤为严重。例如,在20世纪中叶的南部非洲,随着斯威士兰日益依附于南非经济,非洲农牧民遭受严重剥夺,营养不良,加上旱灾和饥荒频繁,1942—1946年疟疾爆发时,斯威士兰遭到了严重破坏。

  传染病对殖民地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成严重威胁,而欧洲殖民者通常将传染病的蔓延归咎于“原始落后”的非洲文化,他们指责非洲人是天生“容易患病的”“不洁净的”。尽管这并非实际情况,但在殖民者看来,这种“亟待拯救”的非洲人形象成为欧洲殖民主义“文明使命”的重要推动力,而西方医学和科学技术成为克服非洲“原始”社会所无法消除的问题的重要手段。在这一“文明使命”之下,实际上隐藏着欧洲殖民者的真实意图。殖民政府起初只关注白人移民的健康,但是,由于传染病传播往往跨越种族界限,对非洲劳动力的供应造成威胁,殖民政府才不得不采取防疫措施。例如,1907年,乌干达昏睡病结束后,英国殖民官员发现当地人口仍然持续下降。他们认为,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性病造成的,而这将会威胁到当地的劳动力密集型棉花出口经济。英国殖民当局将性病的传播归咎于非洲文化,并且推行一系列殖民地家庭与社会文化改造计划,应对性疾病传播,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对当地居民的控制,维持殖民统治,确保非洲劳动力对殖民经济的持续供应。

  殖民政府对传染病的认知与应对,是控制非洲社会的重要手段。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欧洲殖民者需要确立对非洲殖民地的控制,而一系列传染病能够为实行威权主义措施提供合法性,这方面的典型是昏睡病。昏睡病是殖民时代非洲面临的主要传染病之一,欧洲殖民宗主国在昏睡病研究和防治方面的投入远多于其他传染性疾病。在欧洲殖民宗主国中,英国在昏睡病研究和防治方面投入最多,并且先后集中于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昏睡病防治成为殖民当局控制边远地区的重要机制。为了遏制昏睡病,欧洲殖民者强制非洲民众大规模迁徙,迫使非洲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忽视了非洲社会的传统生态知识,因此效果并不理想。非洲人被安置地区的状况实际上难以满足他们的经济和社会需要,而他们原本居住的地区则重新变成荒野,成为野生动物和萃萃蝇栖息地,从而加剧了昏睡病蔓延。

  面对殖民地城镇的传染病问题,殖民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保护欧洲白人的健康。殖民地政府为此推行种族隔离措施,并且全面干预城镇中的非洲民众生产和生活方式,亚洲人和非洲人成为殖民政府防疫措施的针对目标。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南非的开普敦、德班和伊丽莎白港等城镇,殖民政府对于亚洲人和非洲人居住区采取防疫措施,将其居住区视为传染病滋生地,对欧洲白人的健康构成威胁。为此,殖民政府将亚洲人重新安置到远离欧洲人居住区的地方,意图通过这种防疫措施,强化殖民城镇中的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

  欧洲殖民政府并未为非洲殖民地投入太多资金,因此,它们采取的防疫措施尽管是强制性的,但是很少能够持续而全面地推行。1920年,尼日利亚殖民地有1650万人口,但仅有大约50名医生。殖民主义导致了一种“吊诡”现象,即殖民者掌握着殖民地权力,但是他们缺少非洲环境知识,而原本熟悉自身生态环境的非洲人却遭受严重的权力剥夺。这方面的明显表现是,殖民医疗官和科学家在殖民地医学和生态知识实践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非洲土著的医学和生态知识则被斥为“愚昧”“迷信”。

  殖民政府的防疫措施通常无法有效遏制传染病蔓延,反而会破坏非洲社会秩序,从而引发非洲民众反抗。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大爆发对西非造成极大冲击,这一疾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士兵带到非洲的,而殖民地政府难以有效应对,引发了社会危机。因此,尼日利亚人掀起了阿拉杜拉教会运动。1914年,塞内加尔爆发鼠疫,法国殖民当局将鼠疫归咎于非洲人,并且在达喀尔推行种族隔离措施。然而,达喀尔市镇的正常运转离不开非洲劳动力,因此殖民政府不得不允许非洲人进入欧洲人居住区务工。与此同时,塞内加尔的法国殖民者并未对欧洲人的地理空间流动实行限制,并且疫苗注射主要是针对非洲人的,对欧洲人则是自愿的。这招致当地非洲人强烈抗议,举行了针对法国殖民政府的首次大罢工。类似情况亦发生在南非,亚洲人和非洲人并非殖民政府公共卫生政策的被动接受者,以甘地为首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向南非殖民当局发起抗议,他们强烈反对被重新安置到殖民政府所划定地区,而是自己迁徙到所青睐的城镇周边地区。因此,殖民地国家与殖民地社会围绕着传染病及防治问题所发生的激烈斗争,揭示出殖民者力图建构的种族关系和社会秩序,更反映出非洲人、亚洲人对殖民者意图的质疑与反抗。

  理解当代非洲面临的传染病问题,离不开对传染病历史维度的认知。当前非洲所面临的很多传染病,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就已经存在于非洲。一百多年来,非洲传染病的传播过程与非洲生态变迁和社会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殖民主义导致很多外来传染病在非洲的传播,殖民主义还打破了非洲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长期的平衡关系,从而引发了昏睡病等疾病的蔓延。通过研究殖民主义对于非洲传染病传播所造成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前非洲所面临的传染病状况。例如,艾滋病作为非洲国家独立后才出现的传染病,由于其严重的社会破坏性而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近年来,非洲学家的研究表明,当前艾滋病在非洲的传播模式,与殖民时代梅毒等性病的传播模式之间,有着很大相似性,是“旧危机,新病毒”。更严重的是,欧洲殖民者关于非洲疾病的偏见根深蒂固。殖民者认为,非洲面临的传染病主要是由非洲自身的“愚昧”“落后”造成的,他们将非洲标签化为“疾病横生的”“黑暗的”大陆,只有欧洲“文明使命”才能将非洲社会从这一状态中“拯救”出来。殖民时代的这种错误观念,至今仍然影响着一些欧美国家对非洲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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